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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年社融总量萎缩外占至新低 降准条件已满足

可研报告2017-01-17来源:中经纵横
随着去年年底金融数据的发布,2015年全年社融总量出现萎缩,外汇占款创新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是重中之重。
 
2016年伊始,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对货币政策定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先后6次降息、5次降准。从目前银行间市场的情况来看,利率水平比2014年底有明显下降。有业内人士认为,央行进一步降息的空间较小,将转向定向调控,未来总量的政策可能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政策。
 
央行未来如何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全面降准降息还会有吗?
 
去年全年社融总量萎缩
 
近日,央行公布2015年12月金融数据显示,12月M1和M2呈现出“双高”局面。“2015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增速为13.3%,较上月末回落0.4个百分点,今年7月份以来M2增速都在13%以上。”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介绍,12月末,M1增速为15.2%,较上月末回落0.5个百分点,第四季度的平均增速为15.0%,较前三季度的平均增速高8.4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表明市场流动性总体宽裕,国家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经济活跃度有所提高。”
 
然而,据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41万亿元,比上年少4675亿元。盛松成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略少于2014年,主要受外币贷款大幅减少、表外融资明显萎缩、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影响。尽管如此,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依然高于5年来的平均水平。
 
“2015年全年社融总量出现萎缩,意味着融资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虽然控制表外融资和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符合监管政策方向,但在经济下行阶段,融资总量萎缩对经济企稳不利,且会加大实体经济资金可获得性的难度。”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表示。
 
与此同时,2015年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5978亿元,也低于市场预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2015年12月新增贷款看似较低,其实该数值包含了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负增长因素,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在12月进一步减少2196亿元。社融口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则为8323亿元,仅较2015年11月社融口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少增550亿元,较2014年12月同期还多增1350亿元。这一系列数字还尚未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人民币贷款余额以及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负面影响。如果剔除这一因素,实际去年12月人民币贷款新增可能接近9000亿元。
 
刘东亮认为,2015年全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增加较多,人民币信贷占社融比重显著提升,显示宽松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刺激作用正在显现,同时央行将表外融资压回表内的政策效果也较显著,表外融资风险得到初步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外币贷款的减少也对提升人民币信贷占比带来较大帮助。
 
外汇占款持续新低
 
去年12月,我国外汇占款下降幅度再创历史纪录,央行口径人民币外汇占款下降7082亿元,至24.85万亿元。2015年以来,外汇占款下降幅度屡创纪录,只有1月和10月外汇占款出现小幅上升,其余月份全部呈现下降状态。业内人士分析称,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其他条件不变,社会流动性趋于紧张,使降准的概率增加。
 
“外汇占款下降,一是12月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伴随资本流出加快;二是境内外汇差扩大之下,套利投机活动带来资本流出;三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的操作也带来一定数量的外汇占款减少。”连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解释。
 
实际上,与外汇占款下跌对应的是12月外汇储备亦创下历史单月跌幅之最。据央行数据,去年12月外汇储备报3.33万亿美元,较前月大降1079亿美元,这是可查历史数据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12月外汇占款大幅下降,主要与外汇储备变化即减少有关,外汇准备变化,又与人民币汇率贬值及贬值预期有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周景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下行,金融风险上升,美联储加息,中外利差收窄,使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加强,尤其是“8·11新汇改”之后,短期资本倾向于流出。人民币汇率贬值,个人和金融机构倾向于不结汇或增加购汇规模,这也会使外汇储备规模减小。
 
连平认为,短期内,人民币贬值预期难以消退,预计央行仍将一方面通过消耗一定外汇储备来应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另一方面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基本稳定。受资本市场震荡及季节性因素等影响,资本仍面临流出压力。但在央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外汇市场操作及引导预期等影响下,人民币不会出现持续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流出压力。总体来看,短期内外汇占款仍将继续在低位震荡。
 
降准条件已满足
 
外汇占款一度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屡创新低的外汇占款使得市场对央行2016年的降准预期加大。“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其他条件不变,社会流动性趋于紧张,再考虑到稳增长的需要,这就使降准的概率大大增加。”在周景彤看来,通过降准,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降低商业银行向实体企业成本转嫁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周景彤进一步表示,当前经济金融环境已完全满足两个降准条件:一是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二是经济下行趋势不改。“尽管提高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通过短期需求侧管理,稳定经济增速不仅是解决当前就业等社会问题的需要,也是实施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条件。”周景彤说。
 
“未来总量的政策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政策。在货币政策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条件下,结构性工具越多,货币政策的灵活度越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此前,央行通过定向降准,MLF、SLF、PSL等定向工具向“三农”、小微、棚改等领域提供流动性,以支持这些薄弱环节的发展。此外,央行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结构性的优化,引导资金进入需要扶持的领域,而不只是单纯依靠降低利率或者无差别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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